不要嘲笑穷忙族，我们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员。

　　穷忙族容易演变成埃里克.霍弗所言的“狂热分子”，当人们从“分内”的“事情”中得不到自我满足时，就会倾向于向“分外”的“事业”中去寻找归属，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出现。

　　穷忙族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，尤其是当中上收入者亦有穷忙之惑时，这个群体已经有扩大成阶层的危险了。

　　3年前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来北京时，就借本刊探讨过“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”的话题，没想到，3年后，这个群体的形态从萌发到壮大，卷进来越来越多的大众。外界看来，这个群体类似于“清晰度低、参与度高”的冷介质，但其实环顾四周，你、我、他早已被网罗其中。 　　 　　

　　陈志武将逻辑归结于两点：一是制度性的转型，像巨大的离心机将一些人沿着抛物线扔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；二是金融市场的缺失，如果不将万事万物证券化，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邪恶的财富都会与你失之交臂－－人赚钱只能从穷忙走向富忙，钱生钱才能把一切资源估值变现，包括你的情感、忠诚、创意都会成为向银行透支的信用，让国家和金融寡头为次贷危机买单。

　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日本和欧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机都会在中国找到回应。穷忙族也是日本的产物，三浦展写了一本很烂但很管用的书《下流社会》，“working poor”的指称就出现在这本书里头。在中国，“飞特族”似乎还是一种时髦，但它的确切内涵是指那些“以正式职员以外（打工、兼职等）的身份，来维持生计的人”。青山七惠在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中所表达的那种感觉，说白了不正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和漠视后的自我疏离吗？这种冷调子的场景，意味着一种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化、冷漠化和对内心城池的修建，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加速度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，人和自己的关系得到神的暗示。

　　新的阶层分析将被一些时尚的词汇裹挟并改写。比飞特族更惨的是尼特族，他们的特征是“三不”：不上学、不就业、不培训。这个群体在中国被称之为“啃老族”，也就是吃父母。与之对应的是“富二代”，不但有老可啃，而且一步迈入中产阶层；没老可啃又不愿穷忙，最悲惨的境遇就是“流浪族”，他们也有两个指征：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；要想再进入社会的循环体系中万难。在日本，流浪族不在少数，在中国，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。

　　别以为穷忙族尽是些年轻人，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接受台湾《商业周刊》时说：“你的薪水最高峰，平均是在40岁左右，过了这个尖峰，便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。你也别再以为，只要咬牙忍一忍，好日子还会回来。”大前研一所著的《M型社会》探讨了这个现象，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，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正在下降，就像“M”的形状。在全球化的趋势下，超级富豪大赚全世界的钱，财富快速攀升；另一方面，随着资源重新分配，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，而沦落到中下阶层，整个世界分成三块，左边的穷人变多，右边的富人也变多，但是中间这块，就忽然陷下去，然后不见了。在中国，许多中等收入者也感同身受。

　　美国人在探讨“超级阶层”如何影响全世界，有一个规模不到1万人的超级阶层在发挥全球影响力，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会影响到某个区域千万人的生活。日本人在探讨中产阶层的衰落，人们要么变得更富，跻身上流社会，要么变得更穷，变成穷忙一族。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壮大成形，伪中产在“M”型中更易向左侧的穷人转移，财富的不稳定、不安全、货币政策的缩水、股票市场的慌乱、不动产市场的观望等等，都使得原本后顾无忧的中产者开始“忙”了：有一篇理财文章说，资产没有超过两千万，一个中产是无法负担一家老小一辈子的生存、疾病、教育、旅游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的。

　　自《世界是平的》之后，社会学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转变：第一次是固态社会学，基于人类学和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学，就可以使社会学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建构；但这在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远远不够，人们要迎来社会学的第二次革命，一个液态的社会学研究形态正在出现，人们要在互为因果、互相印证、互相指认、在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液态社会下，去找到一个漂浮国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，是的，我们都漂浮与依附在这个社会的膜性结构的表面，进入不到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去；而一个气态社会的来临，难道要等到下个世纪？国家主义的樊篱被打破？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使得大同社会的初露端倪、乌托邦的幻象成真？人们的争端与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与艺术的领域？地球村的预言第二次从社会结构上得到体认？

　　当一个国家处于穷忙之中，就像发动机空转而车轮没有前进一样，这就是需要警醒之处：一个上行社会阻滞于“下流化”的节点。

　　国家不富，人民不安；人民没赚到钱，国家也不会答应。穷忙没有受益者，液态社会中，财富外流的速度超出想像，人人都在烧钱，人人也都在纳闷钱烧哪儿去了。